“一年污染十年治理。国内现存的污染状况是40年发展造成的压缩性、复合型污染,污染程度大、问题错综复杂。”
目前我国绿色消费方面进展严重滞后,相关政策既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实施力度也不够
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离不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年是三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自2018年我国先后发布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以来,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总体改善。但完成攻坚战目标任务仍面临压力。如完成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压力不小,少数地区劣Ⅴ类水体指标改善程度不高,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要达到90%左右的阶段性目标面临挑战等。

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在河道治理中采用“生态浮岛”技术,种植挺水植物, 利用其根系的吸附和吸收作用改善水质,达到了生态治污的效果(6月20日摄) 王晓摄/本刊
“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实现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还有哪些硬骨头待啃?“十四五”的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该如何打?
确保污染防治顺利收官
尽管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压力和风险点各有不同,但治理难却有着相同肇因。
首先,污染物基数大、程度深。“一年污染十年治理。国内现存的污染状况是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累积的压缩性、复合型污染,污染程度深、问题错综复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特聘教授宋乾武告诉本刊记者。
其次,污染情况复杂,对症下药难度大。以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为例,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周静介绍,我国幅员辽阔,土壤属性、农作物耕作制度有差异,土壤修复方法需一区一策,这加大了修复难度。有些污染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获取技术支持的难度更大。
再者,管理手段不合理、生态环保队伍的工作能力和作风仍待加强,亦给污染治理带来挑战。
从更深层原因看,吴舜泽认为,绿色发展这一污染防治的根本之策仍有待落实,源头防控的潜力空间仍需挖掘,同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没有实现,长效机制建设滞后。
吴舜泽说,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内涵在于两个方面,在重要性上,强调把污染防治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将其作为优先任务和战略目标;在力度上,需动员各方力量,打一场精准、科学、依法的重大治污战役。
第一,强化精准治污。例如针对目前臭氧影响优良天数指标问题,要控制臭氧的前体物VOCs排放。“需一厂一策,根据企业各自的排放过程开展针对不同排放物的治理措施。”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自发说。
对于土壤安全利用,目前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已完成。周静介绍,目前各地正在编制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因地制宜施策。
第二,坚持科学治污。如水体污染治理,宋乾武说,治污项目开展前,地方政府应构建全局性、系统性、全过程控制的治污工程体系;项目招投标阶段,给予具有专业能力的污染治理公司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创造条件使新技术得到产业化应用;在治污阶段,加强监督,谨防治污企业采用临时性措施达标验收、过后污染依旧的情况发生。
第三,突出依法治污。关键在尊重法律、摒弃任性用权行为,严格依法审批、监管、督察、监测、处罚等工作。
落实绿色发展
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十四五”期间要继续打好升级版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吴舜泽认为,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与今年的收官战做好衔接。第一,在总结分析评估基础上,提前做好部署。同时,要做好2020年的基础工作,特别是优化调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例如增补大气和水的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点位,形成升级版攻坚战的监测基数;优化完善环境质量评价考核相关要求等。
第二,处理好把握重点和兼顾全面的关系。“十四五”期间,受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限制,升级版攻坚战拳头还不能太散,仍是解决重点环境问题。
此外,吴舜泽认为,升级版攻坚战的着力点还在推进绿色发展,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绿色生产领域来看,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分析,国家在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不断加严污染排放标准等方面已采取不少措施,关键在持续落实。“十四五”期间,绿色生产推进应向绿色生产过程和绿色产品两个方向深化:一方面,依据单位产值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制定重点行业的绿色生产行业标准,引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设计等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改造;另一方面,建立反映能效、原材料可循环利用程度的产品绿色标准,倒逼企业对生产过程绿色化改造,向市场提供更多绿色产品。
从消费端来看,目前我国绿色消费方面进展严重滞后。研究显示,近年消费领域的资源环境负荷明显增大,部分抵消了生产领域资源环境绩效的提升,拖慢了整个经济系统的绿色转型进程。
“生产和消费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翼,相辅相成,消费领域不绿色化,经济的绿色转型也难以实现。总体上,我国推进绿色消费的政策还需加强系统的顶层设计,现行的一些政策实施力度也不够,绿色消费实践的规模不大,效果不明显。”任勇建议,将推进绿色消费纳入“十四五”规划,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全面部署。根据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建立国家层面的绿色消费推进计划,将衣食住行游等作为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明确具体目标任务。
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环境治理一靠完善的制度体系,二靠制度的执行能力。打好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离不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勇说。
从生态环境制度层面看,吴舜泽说,我国已有40多个生态文明单项制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难点不在单项制度的突破,而在制度体系化,集成高效、协同增效方面。“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4个制度体系统筹考虑,更有利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制度执行能力方面看,十八大以来,通过严格的环保督察、问责,地方政府不管、企业不治的问题正得到解决。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想管不会管、企业想治不会治。
任勇分析,解决这一难题,科技的作用越发凸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策措施的实施、技术装备的应用都必须以生态环境科学技术为基础。因此要加快构建技术服务体系。
任勇介绍,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包括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污染治理方案咨询服务、生态环境技术及装备研发推广等方面。推动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既要依靠政府,也要依靠市场力量。通过构建技术服务体系,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技术帮扶,解决不会管、不会治的问题,提高治理效能。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处于环保一线,但尚存在专业化水平和技术支持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要重视市县两级部门专业能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