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瑞强 2019-05-31 21:52 6384
影响和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因有二：63.7%受访者以“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为由；59.6%受访者认为“垃圾集中转运时不分类，所以没必要分类投放”。
（图片来源：经济观察网记者拍摄，走访上海市某社区分类垃圾示范点）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董瑞强 很多公众只知道“垃圾分类”是重要的，但却很少践行或不去践行，认为主要原因是小区无分类桶、垃圾集中转运时不分类。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在解决生活垃圾污染问题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5月31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首次对全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进行了客观量化摸底。报告指出，在此次调查的所有生态环境行为中，受访者对“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最为认可，但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差异最大。
其中，超九成(92.2%)认为“垃圾分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但仅三成(30.1%)认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70%受访者做得较差。
影响和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因有二：63.7%受访者以“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为由；59.6%受访者认为“垃圾集中转运时不分类，所以没必要分类投放”。
此外，“不知道怎么分类”、“不了解分类后垃圾处理进度和结果，没有成就感”，人数分别占比36.5%和34.5%；“身边很少有人分类”和“太麻烦了，没有精力”，人数分别占比22.2%和13.3%。
报告同时显示，在四大区域中，东北和东部地区受访者的垃圾分类自我评价相对较好，认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人数分别占33%和32.4%；西部和中部的自我评价相对较差，人数分别占27.7%和27%。
根据调查结果，公众普遍认可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高度认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但践行度普遍较低，认为除个人层面因素（生态环境知识、意识、习惯、生活方式等）外，主要与垃圾处理体系和基础设施不健全有关。
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社区“垃圾分类”专业顾问郝利琼认为，当前“垃圾分类”最大难点是法律强制力量的缺失，没有真正有效可执行的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公民行为。一方面，“垃圾分类”需要长期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动员，政府部门做好整个垃圾收运和处置系统；另一方面就是增强法律约束，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严惩违规行为。
除此之外，公众在绿色消费、监督举报和环保实践等领域亦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
比如，调查发现，超五成（56.2%）受访者在购物时未能经常自带购物袋，超四成（45.8%）受访者认为自己在“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行为上做得一般；近八成（79.6%）受访者未能经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超六成（63.0%）受访者过去三年中针对企业污染采取过监督行动；不到四成（37.6%）受访者曾为政府建言献策。
受访者认为，政策制度类是影响行为践行的三大主要因素之一。绿色消费行为践行度低的原因，主要与市场管理不规范和认证制度不完善等有关。影响监督举报行为的主要因素是监督渠道不畅通、反馈处理不及时等。
不过，调查还发现，公众在呵护自然生态、能源资源节约、减少污染产生、绿色低碳出行和关注生态环境等5个生态环境行为领域践行度较高，能够“知行合一”。
其中，近九成受访者“不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总是”或“经常”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超七成受访者对自身“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行为的评价较高；近七成受访者“几乎不”或“很少”燃放烟花爆竹；超六成受访者“总是”或“经常”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主；超六成受访者“总是”或“经常”关注生态环境信息。
报告指出，这些生态环境行为能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同时降低生活开支、有益健康、操作方便易行。传统节庆习俗和生活方式中不符合环保理念的行为习惯已发生扭转，绿色生活方式逐渐深入人心。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研中心主任吴舜泽表示，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方面，公众生态环境行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从受访者反映的个人层面、政策制度和平台渠道等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予以改善。
去年6月，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对公众如何践行生态环保提出具体要求。
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在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份开展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3086份，分析形成调查结果，以了解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行为的基本状况，引导和鼓励公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此次调查有利于公众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