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实际、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维度理解其内在逻辑，进一步明确其内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一)理论逻辑：“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实践指向。这一重要理念科学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理论观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的发展依赖于自然资源，而自然为人类生活和生产提供了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的生产活动始终受到自然界的制约，人类应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规律。资本主义传统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态共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这一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高度契合。面对工业化和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求，深刻洞察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并发展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一重要理念有效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北宋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紧密相连的统一整体。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世界运行必须遵循基本的自然规律；《管子·立政》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这些思想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尊重自然规律，追求平衡与和谐的关系，既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贯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同时，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焕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也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3)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文化根基和重要支撑。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的不懈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从工业化初期的环境意识萌芽、改革开放后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到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总结，体现在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决策、部署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资源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并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前提。 (4)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绿化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保护森林和大力发展林业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绿化祖国的重要性，号召全国开展植树造林运动，河北塞罕坝地区就是在这一号召的鼓舞下，经过顽强努力实现了从荒漠到绿色林海的蜕变。 (5) 注重农、林、牧并举发展，推动生态良性循环，致力于消灭荒山荒地。国家高度重视重点流域的治理工作，如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水患治理，采取了一系列水土保持等措施，江河治理初见成效。注重城乡环境治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三废”的合理利用，城乡卫生面貌初步改观。这一时期，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立了环境保护“32字”工作方针，出台首份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首部相对完善的森林资源保护法规《森林保护条例》等，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并明确将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前提 (6) ,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同时，党和国家注重环境保护法制化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开启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法治化、制度化进程。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标志着环境保护开始步入依法管理的轨道。水、大气污染防治等环保单项法律法规相继制定颁布，特别是在“六五”期间，环境保护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7年发布的《“七五”时期国家环境保护计划》是首个国家级五年环境规划，确立了环境保护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战略地位。 (7) 在此期间，我国启动了一批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例如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把可持续发展上升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以协调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为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良性循环。党的十六大明确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标志着我国环保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家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战略，着力解决水土流失问题，遏制沙漠化进程；号召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再造秀美山川，在“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重大生态修复项目。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理念和战略目标，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开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初具规模，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如“十一五”规划中的节能减排目标，先后启动实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程、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等。
(三)实践逻辑：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兼顾兼得、并行不悖的双向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我国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是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为发展“明底线”“划边框”。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态环保产业，着力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累计淘汰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钢铁产能3亿吨、水泥产能4亿吨，加快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2013年到2023年，煤炭消费比重从67.4%下降到55.3%。 (8) 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全国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超过90%,城市公共绿色交通日出行量超过2亿人次。
二是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大力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开展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夏季臭氧污染治理攻坚行动， 95%以上煤电机组和45%以上的粗钢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污染物排放水平与气电相当，北方地区完成农村散煤治理3900万户左右，对降低PM2.5浓度、改善空气质量的贡献率超过1/3。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消除劣Ⅴ类水质断面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建设美丽海湾，全面完成长江入河、渤海入海排污口排查。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详查，2017年以来全国累计完成18.5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
三是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我们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实施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开展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不断强化对所有者、开发者乃至监管者的统一监管。
四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对外宣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中央层面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先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截至2024年12月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6.3亿吨、成交额达430亿元。稳妥有序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立足以煤炭为主的基本国情，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构建风、光、海洋、核电等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生动写照。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施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战略，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互融共赢的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指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9)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历史依据、基本原则、核心理念、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全球倡议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一)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10) 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1)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内涵之一，但其长期性、艰巨性决定了必须依靠坚强有力的组织才能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 (12) ,也必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大将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写入党章，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党和国家长期关注和高度关切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关乎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新征程上需要党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向前进。
(二)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依据
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所持续关注和探究的核心问题。从人类文明兴衰的角度看，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存续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文明是文化的体现，需要人在其中发挥核心的作用。大到一个地区一个流域，小到一个城市一个村落，有了人类的活动，才会产生社会生产生活关系，才能形成文明的世界。但是在古代，由于科技和环境的制约，人类的聚集高度依赖水和土地。在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土地肥沃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资源丰富、环境宜人的地区才能产生文明。当然，历史也反复证明，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导致了很多人类文明的消逝，比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都中断了。我国古代一些地区也有过惨痛教训。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曾经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人类逐渐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13) 马克思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剖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14)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新要求的，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解决好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矛盾，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有序开展人类活动。
(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马克思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15)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不仅人的肉体本身，人活动所需要的一切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决定了人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通过对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总结经验、掌握规律，并运用规律改变和利用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规律，在向自然索取资源的过程中注重保护自然。不同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义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行不通，应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 (16) ,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零和博弈。
(四)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绿水青山主要指生态环境优势，金山银山主要指经济优势尤其是生态经济优势。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纵观人类工业化进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一度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态势，似乎高效率就等于高环境压力、大量生产必然带来大量废弃物。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跃升必然指向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和统筹兼顾。 (17)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18) 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人类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加是依靠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获得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 (19)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20)
(五)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要求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21)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发展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主体论问题的回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在新时代，人民群众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22)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与高品质生活的期待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与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尚有较大距离，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成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诉求。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态服务和产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基础和保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将无从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国家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23) 生态环境保护是为民造福的百年大计，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就是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六)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就是要把握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全方位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调整、纠正人的错误行为，改变长期以来“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坚持绿色发展是对发展理念的革命性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推动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追求绿色发展繁荣，本质上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根本性超越。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和内在要求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意味着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支撑作用，在绿色转型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七)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观念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生态系统是自然界中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系统是一个由各种客观存在的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里的物体包括所有的物质存在” (25) ,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 (26) ,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各管一摊就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27) 需要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28)
(八)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等都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29) 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就会发生变化并使上层建筑发生变革。制度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 (30)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来解决。在这一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靠理论上的宣传和引导，更需要系统严密的制度法治来规范，需要牢固树立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31)
(九)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力量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权责和行动主体来看，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建设的事业，生态文明建设与各行各业紧密相连，涉及千家万户，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联系。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人民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鲜明本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民群众是建设者，离开人民群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汇集民力，才能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 (32) 同时，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十)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倡议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大量耗费物质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当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环境污染困扰全世界各国，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危机的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相统一，提出了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 (33) 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即“真正的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重要途径。应对和化解全球性环境问题，需要各国勠力同心、携手合作，秉持“共同体”理念 (34) ,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5) 只有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才能守护好地球，为子孙后代留下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发展与理论品格
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四个重大转变” “五个重大关系”,与“十个坚持”构成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一)四个重大转变
第一，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体现了方式和方法的转变，为其他重大转变提供策略路径。 (36) 唯物辩证法认为，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把握事物，形成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要注重从系统视角把握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各环节，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另一方面，要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3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抓手，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发力点、平衡点和增长点，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效能显著提高。
第二，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是观念和责任的转变，为其他重大转变提供方向引领。在生态文明建设这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革中，观念的转变是前提，要在深入分析我国环境现状的基础上转变过去发展观念的误区，增强全党全国建设美丽中国的自觉性主动性。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强化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格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第三，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是胸怀和格局的转变，为其他重大转变提供全球视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不仅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也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携手各国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38) 我们紧跟时代、放眼世界，携手世界各国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实践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同和赞誉。
第四，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是思想和理论的转变，为其他重大转变提供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伟力的科学真理，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理的磅礴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提炼总结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五个重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居于管总和引领地位，带有全局性、根本性。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保护的物质基础。 (39) 高水平保护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降低“含碳量”,与高质量发展相向而行。
第二，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是矛盾观和系统观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科学运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有一些传统生态环境问题尚未攻克，比如大气环境质量的局部波动，必须持续重点攻坚。同时，还有一些新的污染物需要特别关注，亟待协同推动治理。
第三，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使生态系统重新达到动态平衡。自然生态具有自我修复完善的能力，在没有人为干扰和破坏的前提下，可以达到一种自然的平衡。但由于自然与人类活动的深度互动，离开人类的主动修复，有些生态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本底状态。应当注重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提高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因地制宜、因时定策，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
第四，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体现外因与内因辩证统一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常态化外部约束循序渐进上升为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则反作用于外部约束，提升约束效果、减轻约束成本。这组关系体现了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发挥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主体作用的治理优势，强调在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的同时注重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
第五，处理好“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体现了稳与进的统一。“双碳”承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自主行动则是我们坚持自信自立的外在表现，两者缺一不可。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决不受他人左右。 (40)
(三)六种理论品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自主性与超越性、继承性与发展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理论品格，在指导生态文明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科学性和真理性。
理论的科学性决定了理论的真理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经受住实践检验、历史检验、人民检验的科学真理。
第二，人民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论”,“人民的理论”需要通过实践体现，“实践的理论”由人民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立场、价值旨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建美丽中国的力量源泉。
第三，自主性与超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创立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原创性贡献，同时立足中国国情，在理念、实践和全球视野等层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借鉴和超越了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
第四，继承性与发展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又紧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创造性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推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
第五，开放性与时代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开放包容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紧紧围绕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既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坚持在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描绘出清晰的愿景蓝图。
第六，民族性与世界性。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同时也关注世界关切全球，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思想财富。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指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或将污染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前行，最为关键的是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以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彰显，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要坚持“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研究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完善美丽中国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明确各主责部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清单，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坚决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提升干部队伍业务水平和能力，不断破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二)以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为价值追求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新时代以来，我国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源自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41)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以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着力点，全面准确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守护美丽蓝天。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开展新污染物治理，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在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的同时，推动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战略路径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4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能源绿色转型步伐加快，资源循环利用率大幅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绿色低碳发展迈出重大步伐。 (43)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应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以能源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为抓手，以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为载体，以绿色生产消费为动力，加快形成绿色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四)以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为根本动力
绿色生产力以绿色科技创新为驱动，摒弃了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方式，是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生产力，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应以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抓手，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优化生产力布局，探索生态产业化开发模式，以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融合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生产力加快发展。 (44)
(五)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重要保障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阔步前行的重要法宝。 (4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加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要围绕完善和发展基础体制、治理体系、绿色发展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国土空间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法规等制度机制建设，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推动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坚持以科学的方法推动改革，对成熟的制度要继续坚持和落实，对新启动的改革事项要充分论证、跟踪评估，在推进改革中不断调整优化；对一些新的领域和制度政策空白，要加强研究探索创新，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同时，注重系统集成，加强新旧制度衔接，统筹好全国与地方之间、各区域各流域之间、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实现协调配合。
(六)以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责任担当
共谋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建设美丽中国与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目标相融合，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展现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担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应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遵循各国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所签署的公约、协定等，推动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携手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完善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多边合作平台，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升对外话语能力，积极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生动实践，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