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11月29-30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学术年会，系统回顾、总结了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的发展历程，围绕“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污染防治与政策创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共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良策，共商健全生态文明体系大计。基于此次会议成果和专家观点，并集合政研中心成立30年来部分学术成果，《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刊发“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创新暨政研中心成立30周年”专刊。为推动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创新发展，今日转载文章“宏观经济走势与新增长动能”，欢迎品读。

　　摘要： 增长阶段的转化导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 由此推动了需求结构、 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 “三只靴子” 的转化, 中国经济触底并保持中速增长的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经济增长结构, 减少收入差距。 本文提出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六大新动力, 并建议要确立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双高” 目标, 才能充分释放新增长动能, 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 有韧性、 可持续地高质量发展。

　　1. 增长阶段的转化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

　　每年岁末年初讨论经济形势都会提及“不确定性”, 但2019年的“不确定性” 有特殊之处, 国内国际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所以特别强调要有战略定力, 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短期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大格局是, 改革开放41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都在稳步增长, 其中前31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近10年正逐步回落, 2019年依然面临着下行的压力。社会上对中国经济减速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减速原因是增长阶段的转换, 这也是我们开展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分析框架, 即中国经济必然会由GDP增速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5%-6%的中速增长。

　　中国经济在转换期是中高速增长, 在转换以后就变为中速增长了。这个变化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 也是被日本、韩国等东亚追赶型经济体的成功经验所证实的。大家都很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 但更重要的是速度背后的结构变化, 因为结构的变化驱动了增长速度的变化。下面主要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结构三大结构的转换来解读近1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

　　1.1 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推动需求结构变化

　　历史需求峰值是指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 需求量最大、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个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高投资带动的, 高投资有三大需求来源, 即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出口。这些年三大需求来源先后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所以在峰值出现以后增长速度基本上进入平台期, 然后逐步回落。我把这个过程称为“三只靴子落地”。房地产投资峰值大概出现在2013年(如图1), 基建投资的峰值出现在2016年(如图2), 出口的峰值大概是在2011年(如图3)。一旦历史需求峰值出现, 总需求就开始回落。这是经济减速最重要的原因。

　　图1 2008-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量（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图2 2008-2019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量（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图3 2008-2019年全口径不变价出口增量（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

　　 1.2 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去产能推动供给结构变化

　　需求侧的减速必然要求供给侧做出相应调整。但供给侧调整缓慢, 导致从2013 年开始, 大概有54个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出现了负增长, 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持续一年多的时间。为了扭转这种现象, 中央提出了去产能。从2016年三季度开始, PPI由负转正, 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大宗商品价格表现都相当不错。去产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有直接关系。大宗商品产业一般都是高耗能的产业, 需求放缓、供给收缩, 经过结构调整, 在一个较低水平达到了新的平衡, 于是价格回升、利润回升。如钢铁行业成为2018年最赚钱的一个行业, 整个行业都很兴奋, 但这已经达到历史需求峰值, 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也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1.3 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推动金融结构变化

　　多年来, 与需求和供给高速增长相配套的杠杆率一直在提升, 特别是前几年整个经济开始减速以后, 有些地方为了保持实际上达不到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杠杆。众所周知, 过高的杠杆率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供给侧改革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国际上杠杆率的上升或下降一般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 如美国去杠杆一般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如果杠杆去得太快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决策层的提法由去杠杆转为稳杠杆, 使杠杆率不再继续提高或不再明显地提高。近几年杠杆率基本上稳住了, 很不容易。前段时间在去杠杆的过程中, 杠杆率相对较低又没有政府或者国家信用支撑的民营企业受伤最重。所以去杠杆要结构性地去, 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是去杠杆的重点。同时, 要慎用行政性办法, 多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 防止“一刀切”。

　　2．关于2020 年中国经济的走势预测

　　2.1 中国经济触底并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结构相继调整, 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三部曲, 体现了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随着调整初步到位, 整个中国经济在2016 年第三季度以后开始触底, 逐步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触底就是反弹的征兆吗? 我们明确地提出, 初步稳住是指不会明显大幅度地下行, 也不会出现大的“V” 形或“U” 形反转, 更不会回到过去高增长的轨道。从2016年下半年到现在, 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波动, 主要是中速增长平台上的周期性波动。目前, 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平台尚未完全稳定下来, 在今后两三年里可能还有0.5% -1%的回落。但是, 需要强调的是, 这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最后一跌。大家可能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是否面临较大压力?最近一次的经济普查表明, 2020年中国经济以略低于6%的增长速度, 就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我们认为, 中国经济下一步将会进入一个5% -6%或5%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和我们的一些预测性研究, 这样一个平台有可能稳定1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期。

　　2.2 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比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更为重要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计算, 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之间。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 主要分布在大城市。换言之, 还有10亿人口在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值以下。基于此, 我们提出: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以后, 再用十年或稍多一些的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的4亿人增加1 倍, 使中等收入群体人口达到占总人口的60%比例的8-9 亿人的目标。主要原因是:

　　一是低收入阶层变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下一步经济需求增长最重要的来源。数据显示, 中国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不到总人口的5%, 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 5亿人没坐上马桶。北京新投入使用的大兴机场的客源还是有保障的, 10亿人还想到北京来。现在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些人都用上了智能马桶, 但还有5亿人没坐上马桶, 所以这部分人收入增长是下一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更具稳定性, 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调研发现, 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严重的两极分化, 导致社会不稳定,使他们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使是所谓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没有解决好收入结构问题, 社会也稳不下来, 迟早要出问题。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近期香港乱局等, 虽然原因比较复杂, 但大家都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极分化的扩大。所以, 对于我们而言, 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要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样才能稳定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到高收入社会。

　　2.3 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引发需求减速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每千人汽车的拥有量是180多辆, 美国是每千人800辆, 日本、欧洲每千人600辆, 虽然我国的汽车需求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 但是至少能保持中低速增长。但最近我国汽车消费却在减速, 2018 年汽车行业负增长, 2019年至少负增长10%, 2020 年是否能由负转正很难说。

　　由表1可知, 县乡市场即所谓五线以下的城市买10万元以下车型的这部分市场群体, 本应到了该买车的时候, 由于收入跟不上以至于影响到整个汽车行业的销售增长。汽车行业需求一度占到整个社会需求增量的30%, 对整体需求市场影响很大。而汽车行业的需求不振,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收入差距拉大。所以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将影响到总消费需求。

　　表1 2019年1月-6月乘用车销售主体细分市场增长情况

　　 注: ∗ 增长主体部分为占总销量比重排名前两位的细分市场; ∗∗ 区域数据为2019 年一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全国乘用车市场联席会、国家统计局。

　　 3 中国经济增长的“六大新动能”

　　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占全世界经济新增量的30%，2018 年中国经济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 再过几年中国一年的新增量相当于俄罗斯一年的经济总量, 即使今后我们保5%的增速, 也将高出美国平均增速一倍。我国每年的经济总量仍然非常大, 要把这个增量撑起来,无法再依靠过去30年支持高增长的“三只靴子”。虽然这些行业的存量部分对经济稳定非常重要, 不能下滑太多, 但已无法再作为经济增长的依靠, 而要靠结构性动能。中国经济稳增长应以六大新动力为着眼点, 重点在于挖掘增长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

　　3.1 新动能之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

　　中国今后10年, 新的经济动能70%-80%来自大都市圈。大都市圈提供的能量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 大都市圈是“小分散、大集中”, 在疏解原有核心城市过重负担的同时, 还可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 其中既包括农村人口进城, 也包括人口的城际流动。可以预见, 中国将会出现三千万至五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圈, 上亿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带。其二, 制造业从城市中心转到都市圈周边小镇, 可以降低成本, 同时分享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好处。此外, 大都市圈城市网络扩张也将会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带来新机会。都市圈发展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是农村土地改革。现在一方面农民要继续进城,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也要下乡, 后者看起来面临着更多的体制机制政策的约束。下一步需要推动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否则, 大都市圈的增长潜力可能即使看得见, 也抓不住。

　　3.2 新动能之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

　　中国经济中还有不少低效率“洼地”, 主要是因为市场准入不够而缺少竞争, 使资源要素难以有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有关研究表明, 中国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高出美国1倍以上, 基础性行业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行政性垄断, 缺少竞争机制。所以, 低效率部门的改进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之一。改革的重点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 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同时按照负面清单在基础产业上放宽市场准入。

　　3.3 新动能之三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提升

　　人力资本严重不足, 一方面是由于从儿童营养保障到医疗、教育、就业等条件的匮乏,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诸多方面存在机会的不均等。所以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更为重要。主要做法一是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教育是贫困地区年轻一代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改善基本生存发展环境, 尤其是医疗、教育、文化等条件, 重点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创造财富能力,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创业发展机会。二是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 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 这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 同时也能带动大量的消费需求。三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 建立覆盖全国的“保基本” 社会安全网。加快实现医保的全国统筹、异地结转的便利性, 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3.4 新动能之四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由服务型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商品消费增长趋于平缓, 而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同时,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快增长。

　　3.5 新动能之五是前沿性创新

　　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的数字技术革命中, 由过去的“跟跑” 变为部分领域已经“并跑”, 甚至“领跑”。中国的优势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 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 从而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但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落后, 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成果成批出现的土壤环境, 我们的创新走到一定程度将后劲不足。

　　3.6 新动能之六是绿色发展

　　对于绿色发展有三个基本认识。一是要形成绿色发展的共识。绿色发展包括但是不限于污染治理, 更重要的是绿色消费、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乃至绿色创新, 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绿色消费是消费结构升级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 绿色消费的需求将会拉动后面整个经济体系链条的逐步形成。二是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 而是一个新的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将把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和绿色发展的收益同时算进来, 于是绿色发展就会成为一种低成本的有竞争力的发展。三是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 甚至认为其拖累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污染治理, 那只是做减法, 其实绿色发展更重要的是加法和乘法。比如说加法是指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 乘法是指绿色融资、绿色创新。绿色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就必须架起一座桥梁。第一要解决好生态资本及其价值的核算问题, 可以基于“生态元” 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的核算来解决核算尺度的内在一致性、价格的市场化决定以及核算成果的数字化应用等问题。第二要推动新的绿色技术引入。绿色发展方式的一个基础要求就是要有一整套新的绿色技术来取代原有的技术体系, 这样才能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提升竞争力。政府管理部门要为技术的搜集、比较、筛选、评估提供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

　　上述“六大新增长动能” 对体制机制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 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 问题, “半拉子” 或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无法过好这一关。二是增量要更多地以普惠方式呈现, 像以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消失殆尽。三是增长大多是“慢变量”, 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 “立竿见影” 的情况不多了, 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下一步建议是:一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 深化改革开放, 确立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双高” 目标。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指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如果把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落实到位, 如公平竞争的问题、保护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 我们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上就能够迈出很大的步伐。同时,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也将倒逼我们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二是注意改革的方法机制。要重视顶层设计, 一是方向不能搞错, 二是划底线, 什么事不能干, 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 在不同的阶段, 还是应该发挥地方、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多一些自选动作, 通过大量的试错找到对的符合实际的管用的办法。这是很重要的改革方法论。三是要切实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 使各方面新增长的动能得以充分释放, 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