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9年到2019年的30年间，政研中心作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宏观决策和管理支持机构，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环境与经济关系、环境法治、排污许可制、环境社会治理、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国际环境政策比较等重点领域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政策研究专报、学术文章等成果。经在政研中心工作过、且具有高级职称或副司级职务以上的70名研究人员自荐确认，选取了70篇代表性文章，基本覆盖了政研中心相关研究学科领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政研中心发展历程和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环境战略与政策研究的热点趋势，也有较好的借鉴参考意义。现选取部分文章陆续进行转发，欢迎品读。
党的十三大报告特别指出，环境保护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强调了环境保护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他们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深刻教训。发展中国家在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却往往忽视这一重要问题，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环境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当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成为不得不治的社会公害时，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环境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重枧。发达国家在接受惨痛教训以后，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环境问题，有些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如臭氧层破坏、酸雨、二氧化碳引起的地球表面温度升高(温室效应)、有毒化学品危害等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多、更复杂。因此，解决环境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
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很突出。从总体上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很严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而由此产生的间接和长远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历史“欠帐”多。由于过去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把环境保护摆上议程，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甚至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产生环境“公害”。政策上的失误导致盲目发展经济，工业布局很不合理，没有同时采取防治污染的措施，不注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给今天的环境带来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国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生产中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能源，致使“三废”排放量很大。加上人口众多，经济开发活动规模大，对环境产生巨大压力，而我国目前治理污染的经济能力又有限。
可以说，大部分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与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解决环境问题也必须与经济发展相联系，二者是“对立的统一”。经济发展带来环境问题，但同时又提高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而环境问题的解决，又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是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积极途径。采取适当政策使二者协调发展，不仅在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也为大量实践所验证。“六五”期间，我们实行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在没有投入大量环境治理资金的情况下，环境质量没有相应地急剧恶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必须看到，环境保护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工作，是我国实行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决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宣布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全国人大颁布了四部环境保护法律，各级政府建立机构，加强了对环保工作的管理。这些高瞻远瞩的决策奠定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石。
我国的环境问题很多，在现阶段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解决。最近，陈云同志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作了言简意赅、十分中肯的批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抓监督管理，做好落实。”我认为，他的这段批示切中我们的要害。确实，解决认识问题是个关键。尤其是要提高各级领导者的环境意识，认识上去了，在建设工作中才能采取正确措施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每一位领导同志如果都能从全局着想、多为子孙后代考虑，主动按照党十三大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和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办事，自觉接受环境保护法律的约束，把消除环境污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就会容易得多。我相信，经过努力，达到本世纪末基本控制我国的环境污染，使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目标是有可能的。
（本文作者为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政研中心首任主任曲格平；原文发表于《党建》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