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R&D支出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长期能够刺激R&D支出；但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不显著。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应视环境挑战为机遇，勇于承担环境责任；培养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以波特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持有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政府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的产生；相对于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规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Porter, 1991; Porter and Van de Linde, 1995），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Simpson and Bradford（1996）通过研究认为，由于资金和竞争的原因，在短期内，企业往往会忽视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环境创新机会，因此，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其去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创新，而环境规制正好发挥了这种导向作用。随后，Jaffe and Palmer（1997）和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对美国的制造业分析之后都得出，环境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创新，这些都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Walley and Whitehead（1996）认为，环境规制不但使企业承担高额的成本，而且会限制企业的资本从有发展前景的创新项目流向减少污染的项目，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Knutsen（1995）和Leonard（1998）认为，与受环境规制影响小的企业相比，受规制影响大的企业有失去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的可能，同时也会面对严格环境规制所引起的逐渐增加的运行和投资成本，因此他们会倾向选择规制弱的地区重新布置生产和投资，降低创新投入份额。
国内对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讨论的层面，实证检验的文献较少，下面我们将采用我国工业面板数据，验证国内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模型中，技术创新是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是解释变量。关于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主要参考Jaffe and Palmer（1997）的研究，采用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由于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很多，本部分也加入了部分控制变量，包括产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基本计量方程为：
其中i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R&D代表行业的研发费用，patents代表专利申请数，plc代表污染控制强度，value added代表工业总产值，conc代表产业集中度。αi代表不可观测的行业异质性，γt代表时间因素，εit是扰动项。其中αi和γt可以分别控制影响R&D的行业和年份的不可观测因素。
具体而言，上述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R&D）：资金投入是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技术创新水平要获得迅速提高，就必须有强大的资金投入作保障，因此，研发支出是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环境规制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但也有可能导致污染治理成本的增加进而挤占研发支出，最终影响结果取决于两种影响之和。
专利申请数量（patents）：专利申请数量也是技术创新产出的一个衡量指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但是，采用专利数量反映技术创新水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一些企业为了保密的需要可能不对技术创新成果申请专利。由于专利申请与授权之间存在一个滞后时间，所以本文没有采用专利授权数量，而是采用专利申请数量。
环境规制强度（plc）：本文选取污染治理设备运行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当企业面临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时，污染治理设备运行成本也会增加。
产业规模（value added）：我们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产业规模的衡量指标。一般来说，工业总产值越大，企业就可能有更多的经费和能力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产业集中度（conc）：市场结构也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这种影响是正是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熊彼得（1942）认为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具创新性，也就是高集中度有利于技术创新。而反对者认为高度集中的市场不利于竞争，企业没有压力进行创新活动，而那些有许多企业竞争的市场更愿意在技术研发上投资，如Williamson（1965）发现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创新。所以市场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我国环境数据的统计和发布工作较晚，1996年才开始公布分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等相关数据，所以我们选取1996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另外，2001年前我国环境统计数据是采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作为产业分类的基础和标准，而2001年起产业分类改为43个小类。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本部分将43个小类与18个大类对应。数据来源具体如下：
（1）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R&D）。在《中国科技年鉴》中，2003年之前没有分行业的研发支出数据，只有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其中包含研发支出。因此我们使用1996年-2007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作为研发支出的替代指标。在处理数据时，为了剔除价格因素，我们将每个产业的研发费用（亿元）除以当年对应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亿元）再乘以100，这个就反映了研发费用占该产业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2）专利申请数量（patents）。该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年鉴》大中型工业企业1996年－2007年专利申请数，为了与R&D回归的系数保持一致，我们采用对数形式。
（3）环境规制强度（plc）。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公布的样本产业废水和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当年运行费用之和，作为产业污染治理成本。同样，为了剔除价格的影响，我们将每个产业的污染治理成本（亿元）除以对应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亿元）再乘以100，这也就反映了污染治理成本占该产业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4）产业规模（value added）。本部分采用中经网1996年-2007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业规模的衡量指标，并将每个产业的工业总产值除以当年所有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反应各个产业占所有产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同时也剔除了价格的影响。
（5）产业集中度（conc）。本部分主要参考赵红（2007）计算的1996年至2004年产业集中度数据。其根据三位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数据，合并整理出两位数样本产业的市场集中度。
本部分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用STATA9.0做回归。然后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P值为0.9346，非常不显著，说明行业之间R&D的差别不太影响回归结果，所以可用随机效应模型。但是由于行业的R&D波动差异性很大，所以还需要对异方差进行检验。我们采用似然比（LR）检验方法检验异方差，发现P值为0.000，非常显著，因此我们最终选定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以进一步控制异方差。由于产业集中度变量缺少2005年到2007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分别做了包含产业集中度变量的估计和不包含产业集中度的估计，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对上述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1996年至2004年期间，环境规制对即期的R&D支出影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刺激R&D支出。环境规制对滞后1，2期的研发支出影响均不显著，但是对滞后第3期研发支出影响很显著，环境规制强度（污染治理成本占产业总产值的比例）每增加1%，R&D支出占产业总产值的比例增加5.7% 。而在表2中，1997年至2007年期间，环境规制对R&D支出在当期和滞后期的影响都很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对研发支出在长期内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2）产业规模对R&D的支出有非常显著的正效应（P值均为0.000），这和我们的预期相符。
3）产业集中度对R&D的支出有显著的负效应，以即期为例，市场集中度每上升0.01，企业R&D占工业产值的比例下降11.5%。这说明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结构下，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将降低产业内企业的竞争程度，过高的市场集中度不利于企业R&D支出的增加。
（二）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
同样，我们采用控制异方差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对表3和表4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在即期及中长期均不显著，说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没有对专利的申请数量产生影响。这个结果和环境规制对R&D支出的影响不一致，原因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可能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到位或者是企业为了保密，导致有些技术创新活动并没有以专利的形式反映出来；二是也有可能是由于研发投入并没有转化为专利成果导致的。
2）产业规模对专利的申请数有非常显著的正效应（P值均为为0.000）。
3）产业集中度对专利的申请数在即期和中长期的影响都不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环保技术创新，下面分别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角度提出建议：
1）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刺激企业技术创新。
现实中，环境执法和监管不利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守法企业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后，内在化的环境成本必然会体现在其产品成本和价格上，而违法企业没有环境成本或环境成本极小，其产品成本和价格肯定会低于守法企业的产品，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将大大削弱守法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影响了其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刺激企业进行创新的基础。
2）企业应视环境挑战为机遇，勇于承担环境责任。
“绿色”已经逐渐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已经不是被迫的无奈之举，而是支持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平台。企业应该主动遵守国家环境管理制度，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
3）培养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市场需求是企业进行生产的原动力，消费者的需求很大程度上能够引导企业生产的方向。如果消费者有较高的绿色消费意识，为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企业会有足够的动力生产出环境友好型产品，同时会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的研发，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消费者普及环保教育，加强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让消费者成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Brunnermeier S B, Cohen M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5(2): 278-293
[2] Jaffe A B, Palmer 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 79(4): 610-619
[3] Knutsen H. Poluting industries: Industrial Flight or Location Shift[R]. paper presented to SUM Conference October, 1995
[4] Leonard J.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Product[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5): 223-251
[5] Porter M E. America's green strategy[J]. Scientific America, 1991, 264(4).
[6] Porter M E, Van de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118
[7] Simpson R D, Bradford III R L. Taxing variable cos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industrial polic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6, 30(3): 282-300
[8] Walley N, Whitehead，“It's Not Easy Been Green”in R. Welford and R. Starkey (eds)[R]. The Earth scan in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Earth scan, 1996: 334-337
[9] 赵红. 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山东大学, 2007
一、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可能促使企业追求清洁的技术，从而鼓励其创新并获得竞争力，这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会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限制技术创新，而且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负担。以波特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持有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政府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的产生；相对于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规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Porter, 1991; Porter and Van de Linde, 1995），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Simpson and Bradford（1996）通过研究认为，由于资金和竞争的原因，在短期内，企业往往会忽视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环境创新机会，因此，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其去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创新，而环境规制正好发挥了这种导向作用。随后，Jaffe and Palmer（1997）和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对美国的制造业分析之后都得出，环境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创新，这些都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Walley and Whitehead（1996）认为，环境规制不但使企业承担高额的成本，而且会限制企业的资本从有发展前景的创新项目流向减少污染的项目，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Knutsen（1995）和Leonard（1998）认为，与受环境规制影响小的企业相比，受规制影响大的企业有失去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的可能，同时也会面对严格环境规制所引起的逐渐增加的运行和投资成本，因此他们会倾向选择规制弱的地区重新布置生产和投资，降低创新投入份额。
国内对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讨论的层面，实证检验的文献较少，下面我们将采用我国工业面板数据，验证国内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及变量说明在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模型中，技术创新是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是解释变量。关于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主要参考Jaffe and Palmer（1997）的研究，采用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由于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很多，本部分也加入了部分控制变量，包括产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基本计量方程为：
具体而言，上述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R&D）：资金投入是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技术创新水平要获得迅速提高，就必须有强大的资金投入作保障，因此，研发支出是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环境规制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但也有可能导致污染治理成本的增加进而挤占研发支出，最终影响结果取决于两种影响之和。
专利申请数量（patents）：专利申请数量也是技术创新产出的一个衡量指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但是，采用专利数量反映技术创新水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一些企业为了保密的需要可能不对技术创新成果申请专利。由于专利申请与授权之间存在一个滞后时间，所以本文没有采用专利授权数量，而是采用专利申请数量。
环境规制强度（plc）：本文选取污染治理设备运行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当企业面临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时，污染治理设备运行成本也会增加。
产业规模（value added）：我们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产业规模的衡量指标。一般来说，工业总产值越大，企业就可能有更多的经费和能力从事技术创新活动。
产业集中度（conc）：市场结构也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这种影响是正是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熊彼得（1942）认为市场力量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具创新性，也就是高集中度有利于技术创新。而反对者认为高度集中的市场不利于竞争，企业没有压力进行创新活动，而那些有许多企业竞争的市场更愿意在技术研发上投资，如Williamson（1965）发现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创新。所以市场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我国环境数据的统计和发布工作较晚，1996年才开始公布分行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等相关数据，所以我们选取1996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另外，2001年前我国环境统计数据是采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作为产业分类的基础和标准，而2001年起产业分类改为43个小类。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本部分将43个小类与18个大类对应。数据来源具体如下：
（1）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R&D）。在《中国科技年鉴》中，2003年之前没有分行业的研发支出数据，只有科技经费内部支出，其中包含研发支出。因此我们使用1996年-2007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作为研发支出的替代指标。在处理数据时，为了剔除价格因素，我们将每个产业的研发费用（亿元）除以当年对应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亿元）再乘以100，这个就反映了研发费用占该产业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2）专利申请数量（patents）。该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年鉴》大中型工业企业1996年－2007年专利申请数，为了与R&D回归的系数保持一致，我们采用对数形式。
（3）环境规制强度（plc）。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公布的样本产业废水和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当年运行费用之和，作为产业污染治理成本。同样，为了剔除价格的影响，我们将每个产业的污染治理成本（亿元）除以对应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亿元）再乘以100，这也就反映了污染治理成本占该产业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4）产业规模（value added）。本部分采用中经网1996年-2007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业规模的衡量指标，并将每个产业的工业总产值除以当年所有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反应各个产业占所有产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同时也剔除了价格的影响。
（5）产业集中度（conc）。本部分主要参考赵红（2007）计算的1996年至2004年产业集中度数据。其根据三位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数据，合并整理出两位数样本产业的市场集中度。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环境规制对研发支出（R&D）的影响本部分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用STATA9.0做回归。然后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P值为0.9346，非常不显著，说明行业之间R&D的差别不太影响回归结果，所以可用随机效应模型。但是由于行业的R&D波动差异性很大，所以还需要对异方差进行检验。我们采用似然比（LR）检验方法检验异方差，发现P值为0.000，非常显著，因此我们最终选定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以进一步控制异方差。由于产业集中度变量缺少2005年到2007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分别做了包含产业集中度变量的估计和不包含产业集中度的估计，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1）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1996年至2004年期间，环境规制对即期的R&D支出影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刺激R&D支出。环境规制对滞后1，2期的研发支出影响均不显著，但是对滞后第3期研发支出影响很显著，环境规制强度（污染治理成本占产业总产值的比例）每增加1%，R&D支出占产业总产值的比例增加5.7% 。而在表2中，1997年至2007年期间，环境规制对R&D支出在当期和滞后期的影响都很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对研发支出在长期内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2）产业规模对R&D的支出有非常显著的正效应（P值均为0.000），这和我们的预期相符。
3）产业集中度对R&D的支出有显著的负效应，以即期为例，市场集中度每上升0.01，企业R&D占工业产值的比例下降11.5%。这说明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结构下，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将降低产业内企业的竞争程度，过高的市场集中度不利于企业R&D支出的增加。
（二）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
同样，我们采用控制异方差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1）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在即期及中长期均不显著，说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没有对专利的申请数量产生影响。这个结果和环境规制对R&D支出的影响不一致，原因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可能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到位或者是企业为了保密，导致有些技术创新活动并没有以专利的形式反映出来；二是也有可能是由于研发投入并没有转化为专利成果导致的。
2）产业规模对专利的申请数有非常显著的正效应（P值均为为0.000）。
3）产业集中度对专利的申请数在即期和中长期的影响都不显著。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可以得出下列结论：严格的环境规制对R&D支出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长期内能够刺激R&D支出；但环境规制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在即期及中长期均不显著，说明我国的研发投入的产出效果不理想，或者是研发投入的产出不以专利的形式体现。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环保技术创新，下面分别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角度提出建议：
1）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刺激企业技术创新。
现实中，环境执法和监管不利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守法企业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后，内在化的环境成本必然会体现在其产品成本和价格上，而违法企业没有环境成本或环境成本极小，其产品成本和价格肯定会低于守法企业的产品，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将大大削弱守法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影响了其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刺激企业进行创新的基础。
2）企业应视环境挑战为机遇，勇于承担环境责任。
“绿色”已经逐渐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已经不是被迫的无奈之举，而是支持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平台。企业应该主动遵守国家环境管理制度，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
3）培养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市场需求是企业进行生产的原动力，消费者的需求很大程度上能够引导企业生产的方向。如果消费者有较高的绿色消费意识，为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企业会有足够的动力生产出环境友好型产品，同时会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的研发，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消费者普及环保教育，加强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让消费者成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Brunnermeier S B, Cohen M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5(2): 278-293
[2] Jaffe A B, Palmer 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 79(4): 610-619
[3] Knutsen H. Poluting industries: Industrial Flight or Location Shift[R]. paper presented to SUM Conference October, 1995
[4] Leonard J.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Product[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5): 223-251
[5] Porter M E. America's green strategy[J]. Scientific America, 1991, 264(4).
[6] Porter M E, Van de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118
[7] Simpson R D, Bradford III R L. Taxing variable cos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industrial polic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6, 30(3): 282-300
[8] Walley N, Whitehead，“It's Not Easy Been Green”in R. Welford and R. Starkey (eds)[R]. The Earth scan in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Earth scan, 1996: 334-337
[9] 赵红. 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山东大学, 2007
作者：郭红燕，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工，博士；陈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温洁岚，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