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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加快推动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

2021年5月12日 来源:政研中心国际环境政策课题组 作者:姜欢欢 李丽平 李媛媛 田春秀 刘金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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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研究专报》2021年第23期 (总第397期)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要求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和全球环境治理。因此,推动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充分发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意义重大。国际环境智库很早就参与到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中。建议借鉴国际环境智库在中国的发展经验,推动我国环境智库尽快“走出去”,特别是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并招募当地员工。
    一、加快推动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非常必要和紧迫
    要加快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精准开展南南合作,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要不断扩大我国环境产品出口和服务出口,特别需要深入了解和持续跟踪相关国家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标准及政治立场等,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加快推动环境智库尽快“走出去”,特别是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才能有效避免政府间合作面临的风险大、成本高、效果不佳的问题,以及经贸、外交等智库“走出去”的低信任度问题,才能更好地吸纳当地人员加入,更深入地了解所在国的环境政策,参与并影响其环境政策的制定。
    二、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具有一定基础,但仍存较大障碍
    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具有一定基础。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支持环境智库“走出去”;我国环境智库发展迅速,并开展了大量国际合作,积累了一定的“走出去”经验,初具“走出去”的能力。
    目前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呈现如下特征:人员交流多,机构设置少;被动开展工作多,主动谋划少;与国外大学、研究机构等合作多,与国外政府合作少;临时性项目多,机制性安排少;政府色彩多,民间交流少。这些都极大限制了其在国际环境合作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度。
    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的深层障碍:一是环境智库自身的内生动力不足。目前我国大多环境智库特别是社会环境智库规模小、人员少,甚至还停留在维护正常运营、追求自身发展的阶段,缺乏“走出去”的内生动力。二是环境智库的外在拉动力不足。虽然国家政策支持环境智库“走出去”,但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也没有针对国内环境智库的管理办法。是否“走出去”与其自身发展并无直接关系,是我国环境智库没能“走出去”的深层原因。
    三、国际环境智库在中国发展迅速,已深入参与我国环境政策制定
    20多年来,国际环境智库在中国发展迅速,经验丰富。
    已深入参与我国环境政策制定。一是利用国合会等高端平台深度参与我国环境政策制定,合作对象主要是政府。二是充当其所属国政府的“马前卒”。欧洲环保协会北京办公室资金主要来自欧盟驻华使馆,活动目标和使命明确。三是以影响我国环境政策及决策作为项目内容或考核目标。
    资金充足和政府支持是其开展境外活动的重要基础。美国环境法研究所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环保局、内政部、国务院等联邦政府机构,美国环保协会、能源基金会的项目资金来自政府和儿童投资基金会等,充足的资金和政府支持是其在中国活动、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
    负责人及员工基本都来自中国,对中国环境政策了解深入。能源基金会、美国环保协会北京办公室负责人均为中国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或合作经历,为其与我国政府合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中国办公室员工基本都是中国人。
    四、以在境外设立办公室为抓手推动我国环境智库“走出去”
    以政府内部文件形式将推动环境智库“走出去”纳入相关政府职责。财政部负责筹集资金、外交部负责在境外措施保障、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员协调、生态环境部负责业务指导,将国际环境合作纳入工作职能,让环境智库成为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先锋队”。
    推动我国环境智库在重要国家设立办公室,雇佣当地人员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建议优先支持社会环境智库在“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设立办公室,雇佣当地人员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对会汉语及有政府工作经历的人员优先考虑。
归口管理机构对“走出去”的环境智库制定考核机制和管理办法。考核业绩除了包括人员数量、资金额度、开展活动数量和级别,还应考核对所在国环境政策的影响力。
    推动我国环境智库的能力建设,为其“走出去”打好基础。建议各相关政府部门重视推动环境智库的发展,探索建立灵活的制度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社会基金参与,提供全球环境治理能力培训机会,为其“走出去”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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