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整治前，麻涌镇华阳湖周边建满了禽畜养殖场，而且水污染严重，鱼类大量死亡，严重时，清污船都开不进湖。

环境整治后，华阳湖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年均接待游客300万人。A08-A09版供图/麻涌镇政府

　　站在麻涌华阳湖边，51岁的麻涌镇副书记陈文龙总会想起18年前初来此地的景象。

　　泥塘边鸡棚、猪窝交织，垃圾成山，刺鼻的气味钻入鼻腔。他没走上几步，鞋上的黑泥外，又覆上湿漉漉的烂泥。几位路人掩面，快速从他身边跑过。年少时陈文龙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都破碎在脚下的泥泞里。

　　东莞麻涌镇，立村于宋。因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的河涌而得名。发达的水系本是优势，但随着工业化加速，污染也随之而来。近年来，麻涌经历了环保风暴下的阵痛与巨变。黑臭水蜕变为国家湿地公园，经济效益翻番。因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广州后花园。

　　“如今我们环境准入门槛很高，企业来投资，钱可以留下，污染，绝不可以。”陈文龙说。麻涌样本，已成为我国环保与经济发展共生的缩影。

　　“龙须沟”变最美水乡

　　“南方的腊月天气，太阳分外温柔，分外美丽。清晨，东涌村好像穿上一件多彩的新衣，金色的阳光，翠绿的蕉林，银光闪闪的河水，都是色彩鲜明、饶有生趣。”在长篇小说《香飘四季》中，著名作家陈残云如此描述麻涌。

　　上世纪50年代，陈残云到东莞麻涌体验生活。他光着脚板走遍了河道交织的村落，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收集了大量素材，创作出这部在岭南地区家喻户晓的作品。他书中描述的麻涌，是一个鱼米水乡。

　　2000年初，麻涌在工业化的浪潮下迅速转型。由于公路交通不发达，落地麻涌的多是化工、印染、电镀、皮革等污染企业。当时在麻涌境内的华阳湖周边，分布着漂染、电镀等100余家污染企业。河道淤塞、发黑发臭，已无水乡踪影。严重时，清污船都开不进去。

　　“龙须沟”、“臭泥塘”成了麻涌的代名词。

　　2013年，麻涌镇政府决心整治环境。借势东莞提出“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战略部署，麻涌逐步关停了112家污染企业，累计清拆非法禽畜养殖场223个，共16.5万平方米。

　　为整治河道，麻涌以华阳湖为中心，对150万立方米的河涌清淤疏浚，整治河滩新造农地500多亩，建成了22公里独具岭南特色的水上绿道。

　　如今，华阳湖水质从劣5类恢复到3至4类，当地空气优良天数从2013年52.3%提升至2017年88.6%。华阳湖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年均接待游客300万人次。

　　当年的东莞“龙须沟”蜕变为“珠三角最美水乡”。

　　环境好了，土地也在升值。华阳湖湿地公园西侧的印象水乡项目共116.41亩地，此前租给工厂，租金每月每平方米0.8元，如今租给商铺，月租提到了8元，翻了10倍。麻三村临湖一块32亩的土地，租金从原来每月每平方米1元涨到45.5元，每年为麻三村带来1223万元的租金收益。

　　陈文龙给出的一组经济数据更直观地展现了“关停污染企业改善环境”后的效果：2017年，全镇生产总值为220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50%；税收总额为40.5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53%。

　　转型并非顺利，短期内经济有所下滑，不过麻涌下决心，不能要黑色的GDP。陈文龙说，由于转型早，近两年中央环保督察不断深入，麻涌的环保压力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大。“总归都是要爬到山顶的，一开始爬的时候比较早，到最后就会比那些一开始松懈的人轻松许多。”他说。

　　转型期的阵痛

　　距麻涌40公里左右的广州增城区新塘镇，也曾经历过麻涌转型的阵痛。

　　关于新塘镇的一种说法是，全球每销售3条牛仔裤，就有1条来自新塘，牛仔服装是当地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统计显示，在牛仔服装产业发展的高峰时期，新塘镇每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能达到480亿元左右，贡献了增城区近三分之一的GDP。

　　但牛仔服的水洗漂染过程，带来大量污染。“家里全是黑毛絮，臭气熏天，都不敢开窗。”家住新塘环保工业园对面的吴彩云2009年搬过来，为了解决工业园影响周边的问题，吴彩云多次向环保部门投诉。

　　问题在今年得以解决。

　　新塘镇常务副镇长罗明回忆，服装加工厂多的时候，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后来由于村民对水污染意见大，就集中把印染和水洗厂搬至环保工业园。

　　2016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新塘环保工业园被投诉了30余次。督察组交办问题后，工业园整治被列为全区“1号工程”。经过梳理，园区内共有洗水和漂染企业68家、油库企业8家，总计76家，涉及经营主体289个，近4万名工人。

　　关停分为“三步走”，其中，为降低环保整治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让企业做完最后一批订单后，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批53家企业，放在了第三步。春节前给工人结清工资后，也正式关停。

　　新塘镇镇长潘国坦言，从短期影响看，关停76家企业，直接导致新塘镇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减少了30.59亿元。

　　增城区发改局总经济师朱建辉认为，新塘镇牛仔服装产业的高峰期在2011年，之后工业产值逐年下滑。今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下降到116亿元，只有当年的四分之一。据他分析，产值下降很大程度因为市场，“牛仔服装属于低端产业，近年人工和土地成本上升，利润不断下降，工业园本身也在进行自我淘汰”。环境整治就像是“催化剂”，加速了工业园自我淘汰的过程。

　　“短期内，转型必定带来阵痛。”潘国说。污染企业关停后，腾出的旧厂房正在招商，目前已落地两个孵化器。

　　“病与药”之争

　　麻涌、新塘的“阵痛”与“转型”，实则是新时期环保与发展协调共生的一个缩影。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否相互影响、“不可兼得”，多年来争执不断。两者的关系，在每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有分析认为，起初，为了经济发展，各地欠下了不少“环境债”。人们认为，两者必然对立，环境污染被看作是谋求高速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本。换言之，经济发展必然牺牲环境。等经济发展起来了再来治理环境问题，又兴起“必然影响经济”的论调。

　　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一直被业界称为“病”与“药”的关系之争。

　　2017年发生的舍弗勒事件，是近年来“发展与环保”之争的一个典型案例。

　　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大型德企，2017年9月14日，该公司向上海经信委及浦东新区等发函求助，称其原材料供应商上海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因环保问题将被关停，公司面临供贷危机，并称此问题将导致49家车企、200多款汽车或因此停产3个月，将造成3000亿元的产值损失，还称“局势十万火急，恳请给予3个月缓冲期”。由此，关于“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的质疑和担忧之声，再度泛起。

　　最后调查发现，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长期存在大气和废水超标排放问题，且不符合浦东新区产业定位，早在2016年12月就被列入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淘汰关闭类”名单，明确于2017年9月底前实施关闭。

　　有专家认为，舍弗勒发函求助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借舆论向相关部门和地方施压，夸大环保影响经济的事实，给环保事业和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5年以来刮起的中央环保督察风暴，也让一些人选择性地放大督察对经济的影响，甚至将经济下滑的“锅”直接甩给环保督察。

　　今年10月中旬，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宁夏反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意见时指出，自2017年9月起，自治区经信委分析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时，多次将医药行业增加值下降归结为“受环境保护督察影响”。2018年6月15日，自治区经信委在自治区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上再次汇报指出：全区因环境保护整治停产、限产企业106户，影响全区增速4个百分点。督察组在通报中措辞严厉：自治区经信委承担研究拟订全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职能职责，却将环保整治视作全区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严重，特别是通过环保“背锅”，试图推脱自身责任、干扰政府决策，影响十分恶劣。

　　2017年10月，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回应“生态环境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间是否有矛盾”时表示，加强环境保护，会对企业产生局部的、微观的影响，但从长远看、从宏观看、从大局看，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经济是正相关的。加强环境保护既要打攻坚战，又要打持久战。

　　“一刀切”的锅

　　事实上，“环保影响经济”的观点，一部分也来自地方政府“一刀切”的懒政。

　　今年11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连续通报了多起治污“一刀切”的案例。其中，陕西宝鸡为应对国家监督检查工作，一些县区对刚刚排查列入“散乱污”清单的企业，全部实施停产整治，并对部分企业强行拉闸断电。特别是8月20日督察组进驻后，当地一些县区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集中切断有关企业的供水、供电，至9月14日，全市排查列入“散乱污”清单的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其他一些企业也因殃及而被迫停产。

　　2017年底，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曾表示，个别地方担心督察问责，不分青红皂白，采取紧急停产、停业等简单粗暴“一刀切”的方式应对督察，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这是对中央环保督察的“高级黑”。

　　对于“一刀切”，生态环境部曾多次发声明令禁止。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中央环保督察决不允许“一刀切”，若发现将严厉严肃地追责问责。对于平常不作为、到时候又乱作为的情况，要坚决遏制。

　　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制定出台《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8月30日，该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对环保督察执法方面如何避免“一刀切”再次提出要求。意见指出，各地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中，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坚决避免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借口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

　　随后，河北、甘肃、河南等省份，纷纷出台省级严禁环保“一刀切”的专门文件。

　　今年10月底的全国生态环境系统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李干杰再次强调，严格禁止“一刀切”、保护合法合规企业权益。生态环境部将出台一个更加详尽的坚决禁止环保“一刀切”的文件，组织两个环保“一刀切”专项检查，并查处通报一些典型案例，发挥警示作用。

　　“环保‘一刀切’是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位经济学专家表示，凡此种种“一刀切”行为，是懒政、惰政、怠政、庸政的表现，既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也违背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心，还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切”掉了、透支了政府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在一些地方，“环境好了，发展也好了”。

　　“几十年不联系的亲戚，都回来了。”站在麻涌华阳湖边，陈文龙笑着说。

　　在外打拼20年的林沛春2015年回到家乡麻涌，开了个特色美食店。“环境好了，游客多了，生意忙不过来。”她说，老家发展很快，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愿意回来。

　　对话

　　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

　　“转型会有阵痛 要有战略定力”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环保要求加严，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

　　吴舜泽：分析来看，一是经济下行找背锅侠，或者错误找原因，推卸责任，这个影响最大，可能误导出台错误政策；二是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或者绑架舆论；三是对依法常态化监管不适应，把过去的“宽、松、软”当做正当的；四是一些地方和行业简单粗暴、扩大化确实有影响，给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了影响；五是炒预期，一些金融从业者特别是一些期货从业者往往把环保政策作为拉动商品价格变化的“卖点”。

　　新京报：环保执法常态化下，经济究竟会受到哪些影响？

　　吴舜泽：必须承认，越是粗放的发展，越是违法严重的企业，在依法常态化监管下，受的影响就大，反之亦然。必须承认，污染防治攻坚战不可能不对黑色增长、偷排漏排的企业经济效益造成影响，但这是局部的、个体的、短期的。要理解过去那种企业偷排赚取利益、生态环境受灾、百姓受害、政府买单修复环境的恶性循环，不是发展的本质特征。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全面融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但一些地方还存在说起来与做起来、发展和保护“两张皮”的现象，“舍弗勒事件”“环境督察执法影响经济增长”等事件和声音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环境与经济关系还未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倒逼到内化、从外挂到融入的根本转变。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环保政策“一刀切”现象？

　　吴舜泽：“一刀切”一种是地方政府平时不作为、管理没到位，为了迎接检查，突击关了一些企业，企图掩盖问题，是乱作为。究其根本，还是停留在把环境保护当作可有可无的过去式。

　　另一种是地方对于标准、政策等了解有限，基层管理人员水平有待提高，为了所谓公平就全部关掉，不考虑环境绩效导向。分析来看，地方工作力量配置和目前任务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事太多、工作节奏太快，没有时间思考怎么分类推进，有时也缺乏精准施策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客观实情。

　　还有一种现象叫以停代治，先停再说，一律关停，主要是考虑自己乌纱帽因素较多，强调政治正确，强调自己决心大、调门高。这种情况是不少地方领导实施一刀切决策的主要驱动力。最近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搭环保便车解决其他问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执法扩大化和“一刀切”现象。

　　新京报：这种“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吴舜泽：“一刀切”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反映了对个别地方政府行政方式粗暴的极端不满，需要引起重视。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大幅度减少，但影响恶劣。特别是叠加了经济下行、“资管”新规等多重影响的小企业极易成为“先停后治”等“一刀切”的对象，需要对小企业特别关注，避免个别地方简单粗暴行为放大环境管理的负面影响。

　　新京报：长远来看，环保以及执法常态化，将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吴舜泽：环保是促进中国经济换挡升级非常重要的动力，会带来企业竞争力正向效益的提高。只要依法常态化监管，只要提前有序发布环境要求，就会产生传导效应，避免劣币驱逐良币。这实际上是对加强技术进步和内部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企业最大的支持。正如日本每一次能源方面革新都与世界能源危机紧密相连一样，环保标准的逐步提高也能倒逼地方由高速向高质量转向。这一转型会有阵痛，要有战略定力。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