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进展

发表:2017年11月17日 来源:社会部 作者:郭红燕 刘民权 李行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卷第2期

    摘要:关于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有不同的认识,为考察二者的关系,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业绩效及宏观经济的影响;(2)环境规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3)环境规制对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流向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环境规制通过多种要素、多个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影响是这些效应的综合体现。
    关于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的观点不同。传统学派大多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推导,认为实施环保政策将对产业竞争力形成不利影响;而修正学派则主要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环境保护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动态变化,认为环境保护在长期意义上反而有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业绩效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早期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尤其是波特假说②提出之前,大多认为环境规制对生产率会产生负面影响,且影响较小。如Christiansen and Haveman(1981)就指出环境规制对生产率有负面影响。他们通过研究发现,1958-1977年环境规制使美国制造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0.27%[1]。Denison(1979)利用遵循成本来衡量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遵循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太小,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影响很小[2]。之后许多学者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如Gollop and Roberts(1983), Gray(1986; 1987)和Barbera and McConnell(1986),均得出类似的结论[3] [4] [5] [6]。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波特假说提出以后,有关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影响的观点开始有较大的分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必是负面的,如:Carraro and Galeotti(1997)使用了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当时的环境政策直到2015年可能产生的效果。结果显示,那些刺激环境研发、刺激技术创新与传播的环境政策能够给企业提供正确的激励,使企业在避免环境损害的同时又能够保持竞争力。文章还指出,基于研发补贴与创新激励的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不会使公共部门的预算平衡恶化[7]。Berman and Bui(1998)也发现美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其生产率的提高。该研究运用1979-1992年美国洛杉矶(南海岸)空气盆地地区炼油厂的数据,考察了该地区受大气污染规制的工厂与其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即便与没有受到该规制的其他地区的工厂相比,受到规制的这些工厂也经历了更高速的生产率增长[8]。Lanoie, Patry and Lajeunesse(2001)运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制造业数据,通过考察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试图验证波特假说③。实证结果表明:同时期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如果采用滞后的环境规制变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是正面的,即长期内环境规制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与波特假说是一致的。另外,环境规制对面临更大国际竞争压力的企业的生产率影响是正的,且影响程度更大[9]。Hamamoto(2006)对日本制造业进行实证研究后也发现,污染控制成本与研发支出有正相关关系,更强的环境规制会促进技术创新,同时受环境规制强度刺激的研发支出上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10]。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生产的影响。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在减少污染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11]。赵红(2007)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三期的R&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部分证实[12]。张友国和郑玉歆(2005)通过建立中国排污收费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2003年开始实行的新排污收费政策效果进行模拟,来研究环境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获得环境收益的同时,排污收费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率的不利影响十分有限[13]。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看出,有关环境规制对经济产出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确定,这就促使一些学者对影响环境规制与经济表现关系的其他因素进行考察,如企业本身的特征(如企业的规模等)、企业的市场势力、技术因素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等。Schmutzler(2001)通过分析认为,环境规制要提高企业期望利润率,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涉及政策类型、政策缺乏效率的程度、企业潜在创新的成本及其对生产率和污染减排成本的影响。该研究认为,创新补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策类型、技术因素、市场环境与企业结构,没有证据显示来自“创新补偿”的利益一定会超过成本[14]。Gray and Shadbegian(2003)考察了工厂的技术水平和建厂时间的长短对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成本高的工厂生产率显著较低,没有发现建厂时间的长短对二者关系有影响,但工厂的技术水平对其有很大影响,综合性工厂(含纸浆流程)生产率受到的影响较大,非综合性工厂则可以忽略不计[15]。Lee(2008)认为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与市场势力有关④。该研究考察了1983-1993年韩国15个制造行业中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与市场势力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导致了生产率平均0.14%的下降,但不同产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市场势力越大的产业,其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越小[16]。张嫚(2004)就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后提出,环境规制能否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还依赖于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环境管理动机等多种因素[17]。
    综上,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多种要素、多个途径产生的,既有增加生产成本负担和减少行业活动的效应,也有通过刺激企业创新获得收益的效应,环境规制对经济产出的最终影响是这些效应的综合体现。环境规制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产出的下降,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成为提高经济产出的诱因。

二、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
    在产业层面,国际竞争力通常与国际贸易表现相联系。早期的研究大多认为,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且(或)影响很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非常多样,使得我们很难对这些研究进行比较,但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一些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环境控制成本(ECC)只占总成本很小的一部分;通常由ECC引起的产出减少非常小且不显著,虽然对个别部门可能例外;没有证据显示ECC会影响贸易模式(Dean, 1992)[18]。Robison(1988)采用了局部均衡模型来估计污染减排成本的边际变动对美国贸易均衡的影响,并发现对大多数产业而言,污染减排成本的边际变动会导致美国贸易均衡的下降[19]。Van Beers and van den Bergh(1997)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对那些非资源型的污染商品而言,严格的环境规制的确对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进口则没有影响[20]。
    近期的文献对于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有一定争议,部分研究为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这与波特假说的观点是一致的,如:Albrecht(1998)对环境规制与特定产品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出口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文章认为,自波特假说被提出以来,很少有经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竞争力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对一个国家不同产品的影响不同,某些产品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因环境规制下降,而另一些产品的比较优势却可以得到维持,因此一个国家永远都不会因为环境规制的加强而失去出口的绝大部分,之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总出口或者某个行业的出口上,没有把环境规制与某种具体的产品联系起来。基于这一点,文章研究了国际上有关氯氟化碳(CFC)的规制与使用CFC的工业品(如冰箱、空调等)出口的关系。结果发现,最为积极主动地采用CFC规制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丹麦)都经历了出口增长,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支持[21]。在提出领导市场(lead market)⑤的概念后(Beise, 2001),Beise and Rennings(2005)对原有的领导市场的模型进行扩展,加入环境创新因素,对环境规制与领导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案例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在全球需求或规制趋势推动的情况下,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领导市场的产生。进而领导市场的产生,又会提升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2] [23]。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一些影响条件,如环境成本的承担方式、生产中各种投入的特性、政策变化的幅度以及产业贸易的形式等。Cassells and Meister(2001)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新西兰在实施水污染规制之后乳制品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研究发现,对新西兰乳制品业而言,环境控制成本(ECC)只占总成本的很小一部分,ECC对贸易的影响取决于各部门承担ECC的具体方式。文章就此进行了情景分析。在情景一中,假设ECC只是单方面地由乳制品生产部门承担,此时模型显示新西兰的乳制品出口量和出口额都会减少,表明新西兰在国际乳制品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下降,福利也会受损;在情景二中,假定ECC被乳制品出口的四个主要区域的奶农同时承担,此时新西兰在国际乳制品市场上的竞争力与福利都会上升。这一结果表明ECC对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影响程度取决于各部门承担ECC的方式[24]。Larson et al.(2002)通过案例分析考察了六个国家⑥环境规制的变化对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影响不同。在一些案例中,预期的规制变化可能对出口没有影响,而在其他案例中,这一影响可能会很大。环境规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依赖政策变化的幅度、生产中各种投入的性质和国际市场条件信息的缺乏[25]。Cole and Elliott(2003)甚至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并不一定是污染产品净出口的主要决定因素。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在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钢铁和化学工业的净出口是最多的,而在矿产和林业充裕的国家非有色金属和造纸部门的净出口是最多的。这表明,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会受到相对要素禀赋和要素使用密集度的影响[26]。进一步地,Cole and Elliott(2005)考察了污染产业是否会向环境规制较低的国家转移,研究表明,美国污染密集部门专业化既没有降低,也没有比其他制造业部门降低得更快(或增长得更慢),原因可能是污染密集型行业有其他特征——具体来说,可能是这些行业密集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⑦,使得发展中国家对选址没有吸引力[27]。
    近期,一些文章对之前研究为何会得出环境规制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进行了集中解释。如Ederington and Minier(2003),Levinson and Taylor(2004)认为没有找到“污染避难所”假说证据的一个原因是将环境规制水平视为外生变量。他们用工具变量校正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后,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活动存在较小但统计上显著的负面影响[28] [29]。Brunnermeier and Levinson(2004)也提出,环境规制差异对贸易无关紧要的早期共识由于多种原因已经发生改变,这是因为:第一,近期的文章开始使用规制严格性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可以允许研究者控制与管制严格性和经济实力相关但不可观测的国家或产业特征;第二,只有近期的文章才明确地认识到规制的严格性可能是内生的,并寻找规制严格性的工具变量来分离环境规制对贸易的效应,从而不再混淆贸易对规制严格性的效应(Ederington and Minier, 2003; Cole, Elliott and Fredriksson, 2006; Cole and Fredriksson⑧, 2009)[30] [28] [31] [32]。Ederington, Levinson and Minier(2005)也列举了之前没有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证据的原因,如:(1)大部分贸易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环境规制对规制程度相差较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影响会更明显;(2)对于大部分行业,环境规制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很小;(3)规制成本最高的那些行业发生的地理转移最少。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污染产品的进口有显著影响[33]。

三、环境规制与直接投资

   在早期的文献中,考察环境规制严格性对厂商选址的影响倾向于研究离散决策,即环境规制对工厂的建立和关闭的影响(Bartik, 1988; McConnell and Schwab, 1990; Levinson, 1996),且大多发现这种影响相对较小或不明显[34] [35] [36]。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存在更大的影响,如Gray(1997),Becker and Henderson(2000)和List and Co(2000)等都发现在规制更严格的国家和州,新工厂的建立数量在大量减少[37] [38] [39]。 Becker and Henderson(2000)的研究是被引用最为频繁的文章之一。他们利用1977年以来美国各州被要求对未遵循全国标准的县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一事实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未达标县的污染行业,新厂商的建立比率比达标县低26%-45%[38]。Gray, Shadbegian and Building(2002)采用新的检验方法发现环境规制严格性会影响厂商的选址决策。他的方法集中于考察环境规制对厂商产量在各州分配产生的影响⑨。结果发现,厂商会很明显地将更小的产量份额分配到环境规制更严格的州,但各厂商对规制严格性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低遵循率的厂商比高遵循率的厂商更加敏感[40]。在对奶制品业进行公共审查从而使环境规制更严格的背景下,Isik(2004)建立了一个选址与生产的行为模型,用于检验环境规制、传统选址因素和集聚经济对乳制品生产空间结构和地理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乳制品存量及其变化与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越严格,乳制品存量越少[41]。同时,Dean, Brown and Stango(2000)发现环境规制对小规模制造业的进入影响很大。该研究对10年间170个行业新企业成立的情况进行考察后认为,环境规制强度越大,小规模的企业成立得越少,但严格的环境规制对大规模企业的成立基本没有影响[42]。
    与上述文献不同,有部分文献从分析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角度,对环境规制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考察。Xing and Kolstad(2002)发现宽松的环境规制是吸引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海外投资的一个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环境规制越宽松的国家越能吸引美国污染严重行业的FDI,他们没有发现其他轻度污染行业有相似的效应[43]。但采用法国的数据进行的类似研究并没有得到类似的研究结果⑩(Raspiller and Riedinger, 2008)[44]。Keller and Levinson(2002)考察了环境标准变化对国际投资模式的影响,结果也表明减排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温和的抑制效应[45]。郭红燕和韩立岩(2008)的研究也证实,中国宽松的环境规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已经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46]。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不是影响FDI的最重要的因素。环境规制与直接投资的关系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土地可获得性、政治稳定、企业社会责任、FDI集聚效应等。Ratnayake and Wydeveld(1998)通过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规制是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如劳动力参与、土地可获得性、出口增长和政治稳定等对于选址决策比环境规制更重要[47]。Brunnermeier and Levinson(2004)的分析也证明其他因素例如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集聚经济和进入大型消费市场的渠道很可能是选址和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30]。与此不同,Dam and Scholtens(2008)重点考虑了企业社会责任因素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与环境规制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有较强社会责任感⑪的企业往往很少将其生产选在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则会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起非常重要的作用[48]。Wagner and Timmins(2009)则发现FDI集聚效应也是影响环境规制与FDI关系的因素。作者提出,FDI 集聚带来的外部性会使估计结果发生偏离,如果在分析中遗漏了这一问题,则不能发现“污染避难所”效应。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⑫,他们找到了化学行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稳健证据[49]。
    与环境规制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类似,有一些文献也对之前没有发现环境规制对投资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Smarzynska and Wei(2001)认为现有的文献没有找到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证据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FDI东道国的许多特性,如官僚腐败等,都可能阻碍FDI的流入,但这些特性往往与环境规制的宽松程度正相关,在统计分析时遗漏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其次,文献中所用的国家或行业层面的数据掩盖了企业层面的效应;再次,东道国环境标准和跨国企业污染密集度难以度量。通过明确考虑东道国的腐败水平并使用24个转型经济体投资计划中厂商层面的数据,从而部分解决了现有文献中的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些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证据,但是总体的证据仍相对较弱[50]。
    如同前面对贸易影响的研究,有关投资模式的经验研究也说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非常复杂,环境规制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环境规制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环境规制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所处的位置。

四、小结

   通过上述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早期的文献大多认为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很小或者呈负面影响,但后期的研究,尤其是波特假说提出之后,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一定为负,环境规制有可能刺激企业创新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总之,环境规制可通过多种要素、多个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既有增加生产成本负担的效应和减少行业活动的效应,也有通过刺激创新获得收益的效应,而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影响,是这些效应的综合体现。
    同时,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相关关系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在不同时期内的相关性不一致,如可能短期内二者的关系为负,长期来说二者的关系为正;另一方面表现在同一时期内的相关性也有可能不一致,这个结果与环境规制和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指标的选择不同、研究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以及影响二者关系的其他因素的不确定性也是分不开的。
    尽管现有研究对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已有较多分析,但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如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机制。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不同,因此研究其影响机制,并据此选择和优化政策工具对于刺激企业创新并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又如,环境规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环境规制本身,还与企业自身的状况(如企业自身的管理战略、吸收成本的能力和创新形成的不确定性等)及企业所处的环境有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有限,这无疑也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另外,随着气侯问题的升温,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采取的环境措施,包括节能减排措施的竞争力效应,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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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郭红燕(1977-),女,山西榆次人,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贸易与环境,环境经济学;刘民权(1956-),男,江苏无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李行舟(1990-), 男,香港人,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助研,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  联系方式(Email):hongyan6262@sina.com。感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研究”(20090460153)的资助。
    ② 波特假说认为,政府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绝对竞争优势的产生;相对于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规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Porter, 1991)[51]。
    ③ 作者考虑到波特假说是动态的,企业生产率的变动可能要在规制执行的几年后才表现出来,因此认为只是对同期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同时,作者也赞同Reinhardt(2000)提出的,对于那些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产业,环境规制带来的积极影响更大[52]。
    ④ Lee认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韩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可能是有更大市场力的行业施加更大的政治力量,导致低成本的环境规制,比如宽松的监管和执行不力等[16]。
    ⑤ 当一个国家率先采用了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的创新技术时,该国就会引导这项创新的传播,并设定这一技术的国际标准,这就形成了领导市场,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则是滞后市场(lag market)。
    ⑥ 六个国家分别是塞浦路斯、约旦、摩洛哥、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土耳其。每个国家选取一个重要部门进行案例分析。
    ⑦ 通过计量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在经济上和统计上很显著,一定程度上表明它们是美国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⑧ 通过研究发现,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是负面的,对“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实证支持。
    ⑨ 运用造纸业普查数据来度量1967-2002年间每家厂商产量在各州的份额,使用条件Logit模型,控制了许多会影响到厂商成本与收入的各州特点,并采用多个环境规制严格性的度量。
    ⑩ Raspiller and Riedinger(2008)使用法国企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向法国出口的数据调查了环境规制对厂商选址决策的影响。构造了一个基于生产成本最小化的简单静态模型以控制不同国家要素成本的差异,被区分为熟练劳动、非熟练劳动和资本。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无论在统计上还是经济上都不是法国厂商选址行为的决定因素[44]。
    ⑪ 文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是由四个企业环境指标合成的一个综合指标表示,四个环境指标分别是,环境绩效改善程度、环境报告、环境管理和环境政策。
    ⑫ 具体地,文中将流入的FDI存量作为积聚效应的代理变量,并使用GMM估计控制FDI的内生时间变化决定因素。此外,还基于污染最轻的行业提出了差分估计量以分开截面数据中环境规制严格性和FDI接受国不可观测特性之间的联系。

    作者:郭红燕,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工,博士;宋旭娜,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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